第一篇:对市下岗失业党员教育管理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下岗失业党员教育管理难在何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作为公有企业改革成本的主要承载群体,下岗失业党员在改革与竞争的夹缝中负重谋生,绝大部分成为了城市隐性党员,在基层社区党组织管理的视野中已难找到他们的踪迹。xx市市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的成功实践说明,要破解下岗失业党员教育管理难题,提高思想认识是前提,突破隐性屏障是关键,建立教育管理机制是保障。
一、直面现实,认识解决下岗失业党员隐性化的紧迫性
xx市市在全面完成公有企业、事业单位、街道体制三大改革后,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趋势,加之城市基层党的基础工作的相对滞后,一度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党员隐性化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口袋”党员比例大。全市133家公有企业和325家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后,共向街道社区整体接转和全程接转党员组织关系3174人,占街道社区党员总数的85%。查找党员前手拿组织关系介绍信不到社区报到的党员有1012人,占接转党员总数的32%。“口袋”党员中,流出党员、在两新组织打工党员、个体工商户党员和待岗党员分别占12%、47%、9%、32%。
2、“花名册”党员正在增多。全市3174名下岗失业党员中,长期频繁流动而不知具体去向的党员有723人,占党员总数的23%。其中xx市市内街道、城乡间流动党员427人,占59%;流出xx市市外党员296人,占41%。这些党员基本处于既不与流出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也不参加流入地党组织活动 ,成了名副其实的装在档案袋里的“花名册”党员。
3、“隐蔽”党员呈扩大趋势。近些年来xx市市非公企业发展迅猛,总数已达3195家,从业人数1.06万人,其中下岗再就业党员705人。这些党员中,有368名党员不愿在企业亮名身份,普遍存有“雇佣心理”,认为自己是“打工仔”,主要是挣钱谋生,主观上有“不作为”思想,行动上不与企业党组织和居住地党组织联系,成为了脱离党组织的“隐蔽”党员。
4、“空挂”党员的隐性时间越来越长。据统计,xx年全市“空挂”党员中,隐性时间超过1年以上的占“空挂”党员总数的61%,超过两年以上的占26%,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3%、8%。
上述这些游离于组织管理之外的“口袋”党员、“隐蔽”党员、“花名册”党员、“空挂”党员,不仅是党的政治资源的流失,影响基层党组织建设,而且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必须清醒认识解决下岗失业党员隐性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充分认识到,解决隐性党员问题,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任务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员教育管理方式的客观需要,是促进党的全局工作的有效途径。
二、突出重点,逐步构建下岗失业党员科学管理体系
1、调整——从源头上治理。切实防止党员隐性化问题产生,关键是要从源头上做好工作,在企业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及时调整党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在调整中加强党的工作,巩固党的组织。xx市市委主要是做到了“两同步一参与”,即企业在制定关、停、并、破方案时,同步考虑党组织的设置和调整;企业正式实施改制方案时,同步进行党组织的设置和调整;市委部门派人全程参与企业改革,指导企业及时调整党组织设置。xx年2月,原xx市市绢麻纺织印染厂由深圳老板左彪整体买断后,重组为xx市市益林麻棉纺织印染厂。当新企业挂牌成立时,该厂党总支部也批文同步下发、同时挂牌,没有出现组织管理“断层”,避免了党员隐性化问题的出现。
2、组建——在发展中管理。主要针对非公有经济迅猛发展,民营企业一统xx市经济的形势,在发展中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一是根据非公有制企业变更速度较快,组织内部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派人指导组建等多种组织设置方式,按照应建尽建的原则,共组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32个,使党组织的覆盖面达到了100%。二是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隶属关系。配合公有企业关、停、并、破改制,xx市市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于xx年5月撤消了经工委、财工委、私企工委等7个战线党工委,将这些企业主管部门下属的改制企业党组织关系,整体接转到所在地的街道党工委管理。公有企业改制清盘以来,全市4个街道党工委共接收转入公有改制企业、转体事业单位党组织115个,基本杜绝了组织管理“盲区”的出现。
3、延伸——在接转中建设。公有企业改制后,街道社区已成为下岗失业党员教育管理的主要载体,其自身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员教育管理的质量。对此,市委主要抓了两项建设:一是切实加强街道社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通过选派干部挂职锻炼、公开招聘干部竞争上岗,适时选配一批年富力强、富有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干部进入社区工作,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社区党务工作者,增强了社区党建工作力量。二是调整社区组织设置。按照“党总支建在社区、党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的党建延伸目标,全市共建立社区党总支23个,小区党支部68个,楼栋党小组182个,做到了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有党的组织就有党建主题活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4、梳理——在查找中跟踪管理。市委针对下岗失业党员数量大、分布面广、涉及单位多的特点,按照“普遍登记、逐人排查、跟踪寻找”的要求,分“调查摸底、核实衔接、检查验收”三个阶段,采取了六种方式进行查找。一是逐户逐人“问”。各党支部对“隐蔽”党员采取“拉网式”访问,逐户逐人了解党员地点、时间、原因、联系电话,逐一填报流动党员基本情况调查表,做到访一户、核一户、登一户、不留空白。二是街道、社区、机关干部“包”。各街道、社区、机关建立干部摸底排查“四包”责任制,即包摸底、包查访、包登记、包台帐,做到责任明确,不走过场。三是发动亲友“找”。对一时不知去向的党员,通过建立党员查找网络,动员家人走亲访友找,邻里互相介绍找,朋友出差、旅游找,做到不漏一人、不掉一户。四是发函寄信“催”。对每一个“隐蔽”党员,市委组织部通过电视台、电台等媒体发公告催;各街道、社区、机关统一发公函找。五是部门配合“查”。到今年5月底,全市共查找党员3110人,其中市内党员2755人,流出省外党员202人、省内常德市外党员84人、常德市内县间党员69人。通过全面查找,已将所有下岗失业党员纳入基层党组织管理,让这些党员都过上了正常的组织生活。
三、讲求实效,探索创新下岗失业党员教育长效机制
1、适应新情况,建立教育管理机制,确保党员离岗不离党。一是党员下岗前,由所在企业党组织与党员签定《党员下岗责任书》,对下岗职工党员在脱离原党组织后提出了具体要求,保证履行应尽的义务。二是建立了下岗失业党员登记制度。社区党组织对每名下岗失业党员都建立登记卡,登记卡内容包括党员基本情况、原工作单位、现就业单位(或服务处所)、收入情况及 ……此处隐藏14008个字……计,再说还有那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呼啦啦的像潮一样的涌来,呼啦啦的像潮一样的退去,说他们是失业者吧,他们还都有一亩二分的承包地;说他们有业吧,他们涨潮一样短暂的涌向城里做工,像落潮一样的退回到乡下,他们该算什么业者?实在是不好统计。第一圈螺旋的旧奴隶社会的农奴,他们从农奴主那里领取一块份地,完成了份地,再种自己的地。第二圈螺旋,人均就没有那么多的可耕地了,农民只能从党领导那里领取很小一块承包地,私田是没有的了,靠种地是难以养家糊口了。现在种田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有大量的农闲时间,为了增加收入,就到城里去打工了,打工就相当于过去种私田了,比如若是去挖煤,收入还蛮高的呢。因为农民工大多有承包地,虽然他们数量相当多,有数千万,却也称不上是失业者,可也算不上是有业者,故中国的失业率也是不好统计。
即使是兽中之王,当它老了的时候,它也不再向往自然界的海阔天空的自由了。即使它明知道当它进入铁笼之后,身后的门便会牢牢地关上,它也会钻进铁笼里去吃那些分配给的食物,因为它已经不再能有猛虎下山的动作了,它已没有了锋利的牙齿,它已经捕猎不到猎物了。从1949年到1978年,多少在猛虎之年龄段的青壮年人的大好时光在“笼中对”、“窝里斗”中度过了。当邓共开放“笼门”之后,他们哪里愿意出来呀,他们每人都手把着各自的栏杆不愿意“下岗”啊。可是笼中又没有多少可供“按需分配”的食物了,不减员又怎么行呢。
警犬是怎么驯化成的?警犬能够按人的指示跟踪、追逐、扑咬目标,但若是把警犬放到野生丛林中,它们能生存下去吗?能生存多久?它们被训练的异常灵敏,警惕性特高,追踪能力特强,它们特别听训犬师的话,训犬师叫它们扑向那里,它们就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扑向那里,咬住目标不放松,不管受到多大的伤害,宁死不屈。但它们的寻食、捕食及建窝组家的能力几乎没有了,它们在自然世界的生存能力没有了。
“始建国”时期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政治嗅觉被训练得异常灵敏,“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紧,警惕性特高,他们的打小报告、跟踪监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能力特强,他们特别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誓死保卫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但是,他们的生存能力削弱了,在他们正是应该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各种技能的年龄段,毛主席培训他们搞了“阶级斗争”,当中国大陆重新转向自由经济社会时,他们就面临“下岗”了。因为,就像警犬已习惯于训犬师定时定量把肉扔进口中,没有自己捕食的本领一样,人们已习惯于“按需分配”,拿着票证买生活必需品,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没有自由经济社会的生存本领。 “80”以后的人,他们被公司、工厂、企业解雇,找不到工作,我们一般就不说她们下岗而直接说他们失业了。
点击:775回复:6 作者:古镜发表日期:2014-10-14 1:40:00 回复
古镜
经常看到一些朋友将下岗与失业混为一谈,甚至于认为是政府为了隐瞒失业率的一种叫法。这里有必要再简略的谈一谈“下岗”与“失业”两者之间的不同概念。
下岗者——按照官方文件说,是原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者——是失去工作的社会自然人。
简单的说,原国企职工属于体制内人员,社会自然人属于体制外人员。他们的区别在于体制内人员无权自由的选择职业,也无权选择工资待遇,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劳动保险金及职工住房储蓄划转基金的合法受益人。而社会自然人则反之。
依据法律文件,下岗者是在原国企交纳了劳动保险金以及职工住房储蓄划转基金而没有兑现的这个群体。
所以,根据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企业置换职工身份应与职工本人签订《置换职工身份经济补偿协议书》
下岗只是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的政策。在这个过渡中,政府承诺要对下岗职工进行“身份置换”后,由“社会人”变为“自然人”后转为失业。确切的说,这里提到的“变”,不是变魔术,这个 “变”是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既然是“换”,就是双方的事情,就应当有交换的条件。这是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具体如何“换”和“变”。法律已做了明确的规定。
“身份置换”的前提条件,就是兑现上述两项基金。
实事求是的说,当初根据劳动部文件提出“下岗”一词时并没有错。因为92年才实行的个人的各种账户,如养老账户、住房公积金、医疗基金等等。但是,老工人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等,所以当时政府提出“老人老办法”,这个“办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身份置换”。这些老工人必须经过“身份置换”,再没有取得“身份置换”前,称之为“下岗”。而身份置换的前提就是将过去老工人购买的劳动保险金等以货币的形式对老工人进行身份置换。说白了,就是将这笔钱退还给老工人(其实这样做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有关法律这种单方更改要约行为是要付赔偿责任,不过这里我们不作为讨论的要点)。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住房建设基金的货币转换”已经完成,并且已经形成了法律。并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早已得到了落实,唯独企业工人没有兑现。而“劳动保险金”的货币转换,再没有经过调查以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仅凭某些领导人的意志(这是法治国家之大忌)而随着国有股减持的失败导致流产。所以,使用下岗一词,不仅仅是一个失业率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一笔数十万亿元的历史欠账。为此,政府再一次违约了,并没有在实行身份转换的条件下,于2014年12月彻底否认了这个身份置换,谎称在七个省市以无下岗职工。
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任何人也不会对“失业”者负任何法律责任(只存在社会责任),而下岗依法政府是要负违约责任的。所以他们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才迫不及待的谎称七省市已无下岗职工。
再简单的说一下,下岗是要兑现老工人曾经购买的劳动保险金等等,按照政府的说法就是“身份置换”。失业者没有购买过劳动保险金,所以也就不存在身份置换的问题。
老工人不但与企业存在着合法的劳动关系,还存在着债务关系。而其他社会没有这种历史欠账。失业只是合同约定的条件出现的一种经济形式,下岗则是属于被掠夺了一生血汗储蓄的“受害人”。失业与下岗之间没有可比性。 人们习惯把下岗和失业混为一谈,这是大错而错。如果承认一个人失业,那么政府的福利部门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如果承认一个人下岗,那么,由政府协调下岗前所在的企业向下岗人员发放最低生活补助金,并安排培训和上岗再就业,如果这个企业破产了,这个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补助金也就随之没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只能自谋职业。我国成功首创下岗的方法解决了企业多余人员的问题。
我国为什么用下岗而不用失业来解决企业多余人员的问题呢?因为,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全民单位和大集体单位。当初,政府用下岗的方法主要是清退大集体单位的职工,并且,通过实践证明,屡试不爽,进而就用下岗的方法来清退那些亏损的全民制企业的职工。更有高明者,先将亏损而且没有前景的国有企业变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然后,再用下岗的方法清退职工。
下岗与失业,一词之差,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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